专业股票配资网 在不确定的时代，用行动对抗虚无_后浪_研究_代际

从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知识人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世代更替，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重大事件的推动之下，登上历史舞台专业股票配资网，与上一代发生竞争、矛盾和冲突，最终实现了世代更替。

而且，反复循环，形成一波又一波“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景况。

历史的本相永远比逻辑要复杂很多。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安身立命？为了摆脱虚无、苦闷和痛苦，知识分子最后走向了哪里？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许纪霖曾就《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一书，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展开对谈。二人一起回望了百年中国，用历史给我们当下以启发，从先贤的经验中汲取能量，共同探索抵抗虚无的方法。

在不确定的时代

用行动对抗虚无

来源 | 理想国imagnist

01

前浪后浪

许纪霖：我从差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40年前就开始做知识分子研究。差不多到了三年前，我当时在想要知识分子研究，搁置了一段时间以后想重新拾起来，那么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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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感谢B站，在三年前的五四推出一个叫《后浪》的宣传片，声情并茂，歌颂80后、90后，给了我启发。我觉得可以从前浪和后浪的角度，来做知识分子研究，在概念学术概念上叫代际更替，现在也叫“迭代”。

那么关于迭代，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鲁迅曾经想写小说，写三代人，他的老师章太炎一代，自己一代，他的学生一代，但鲁迅最后忙于和人怼，就没写出来。然后，李泽厚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在后记里也说他要做一个知识分子代际研究，也没写。上个世纪90年代，我也不自量力拟了一个关于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框架，结果也忙于做知识分子啊，忙于思想史研究，特别还一度迷了政治哲学，后来也没做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就做了这个研究。我们知道，做知识分子的研究，过去做的比较多的是从“左”（翼）和“右”（翼）立场相对这样的角度；前两年比较多的是做“上”和“下”，就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流动问题、阶层跃升问题。但是还缺一个“前”和“后”，《前浪后浪》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补了“前”和“后”的空白。

《前浪后浪》这本书跨度很大，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是（以这本书）建一个粗糙的毛坯房，没有装修过，框架很大。以后如果有学生有兴趣，他们可以进入一个细的领域再进行精装修。如果我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本书也等于不白来人世一场。

一本好书最重要的是要有批评，所以今天特地请来刘擎老师。

刘擎：纪霖老师其实是老朋友，我们是在1988年的时候（认识）。我是先看他的文章，那一年金观涛、刘青峰在成都搞了一个“五四”的研讨会，你没有去，但你的论文去了。那年，我在那里就被金老师指派写会议的综述，哎，我觉得这个人写得好好，叫许纪霖，在上海。然后，我们回来就碰到了。

在会上还见了王元化先生，我突然想起我昨天看到王元化老师，其实他认识我更早，但我不是他的学生（纪霖老师是）。他那时候在上海当协会的顾问，那时候我年轻，不懂就引经据典，他就说，你说得很好，但是这些书籍读过没有啊，就把那些书摘出来。

他对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是1982年，他62岁，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大，我那时候是19岁，就像现在的你们。我突然感到恍若隔世，站在了元化先生的位置，对“后浪”说话。

我其实非常佩服许老师，他特别有求知的好奇心，涉猎的领域也非常广，经常闯入我们政治哲学领域，对很多问题都有特别好的敏感性，他写什么东西都会写到极致。但他自己真正特别专长的，好像元化先生也说过，是做知识分子研究。他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做知识分子研究，这是他做得最好的，我觉得也是厚积薄发的。

他这本书《前浪后浪》，我这两天读，觉得汲取了他特别优势的地方。他喜欢理论，理论给了这本书一个框架，里边的骨骼是非常扎实的；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故事生平又很饱满，这是一本又像学术专著，但大家也都可以读的书，因为里面的故事特别精彩。有些场景，比如戊戌变法、康梁、康有为跟荣禄争论，可以直接拍电视剧。

《太阳照常升起》剧照

我们是80年代的“遗老遗少”，那时候有一本书叫《第四代人》，对我们影响其实挺大，就是讲新出来的一代会有不同的价值观，整个对世界看法不一样，到今天也是这样。

前几年后浪还是挺振奋的，很高昂的，这两年好像比较叹息，没有那么高扬，前浪也没有马上“死”在沙滩上。我觉得许老师还可以写80年代以后的那个三代，因为你是亲历者，会写得更好。

我觉得熟知或不熟知历史的朋友，读《前浪后浪》这本书都会有很多很多可以受益的地方。一个是这本书用了精神史的这概念，另一个是代际更迭。

批评呢，我觉得，说前后好像是一个盲点，特指代际可能是可以。有的时候我在想，代际要不要用年龄来界定？也不一定。但是不用年龄界定，又回到了一个立场。比如说《东方杂志》《新青年》的人和杜亚泉相比，杜亚泉是长辈，对吧？

杜亚泉和陈独秀都是70后人，陈独秀是79年的，杜亚泉是73年的，我说的是100年前的。然后，钱玄同是1887年的，杜亚泉身边的张东荪，也是1887年左右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你说他们是旧派中的新派，对不对？然后跟《新青年》那帮人，能用代际来界定吗？我就看这个框架是不是能够一以贯之。

他们实际上就是70后的晚辈和80后，《新青年》那帮人跟《东方杂志》那帮人，他们就是同代人，在观念上把他们标注了是旧派中的新派和《新青年》，好像他们是不同的代，但这时候已经不是“前”“后”。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概念，要一以贯之地在一个框架里是蛮困难的。但无论如何，许老师《前浪后浪》这本书把这么纷繁的人物历史和变化放在了一个相对来说融贯的框架里。

其实用英文讲，就是mind history，可以说是心灵史，也可以说是精神史。但这mind里不光有理念，还有情感，情感的部分和理念的部分是在互动——这其实是非常难写的。一般说到情感，就好像它的对立面是理性，其实不是，情感本身就有理性在里面。情感的反义词是麻木。情感是很复杂的，人的性格、性情和理念，是相互塑造，构成一个人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心。我觉得要表达情感，可能用艺术、音乐来表达比较合适，但如果要写成文字，就必须要用概念。

这点许老师做得特别好，书里的大概念是融贯的。虽然处理代际问题有时候有点麻烦，但他用了一些小的概念，把大概念分拆成一个一个小格子，再把纷繁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放进去。在处理某个人物的时候，他能注意到这个人的观念、信念和他的性情。这性情，有时候是人物的经历、出身、家庭教育造成的；但特别历史化的背景是很难把握的。他们要怎样play out？一不小心就会写成一堆杂乱的故事，把格子分得太清楚，又会变得过于教条，牺牲很多血肉。《前浪后浪》这本书我觉得正好，骨骼健全、血肉丰满。纪霖老师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成熟的状态，能够特别好地驾驭人物和历史。所以，这一本《前浪后浪》，学术界的人可以读，从里边能得到一些新的研究灵感和启发，说不定还可以做新的题目，对公共大众来说也特别值得读。有好多内容，比如书里讲到早年无政府主义的那部分，所引用的材料特别有意思。

02

场域与文化惯习的影响

许纪霖：谢谢刘擎老师，他的评论和批评我照单全收了。但今天不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更多是从这本书的话题引出一些当下年轻一代关心的话题。所以，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已经很清楚了——“不躺不卷，2025如何抵抗虚无”——是要我们“开药方”的。这本书只是一个垫脚，从书谈起，并不是谈书本身。接下去，我们进入几个核心的话题，这本书就把它打发掉，扔到一边去吧。

第一，的确像你说的，本来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框架是很完整的，六代知识分子——前三代、后三代，1949年以前是前三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就是“文革”前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简明清晰，而且富有逻辑性。但是，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传统，认为最好的研究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对这一点王元化先生是批判的，他认为这种完全一致是做不到的，而且最后一定是牺牲了历史，成全了逻辑。后来我在做这方面的历史研究时，也发现它们并非这么完整。所以，今天才再做了一些变通。

大家都知道，“五四”这一代，就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代人。但同时代的，同样进行启蒙的，我用一个讨巧的概念，“旧派中的新派”，是他们的长辈，只高半辈而已，也就是梁启超、杜亚泉和他们同代的人。“新派中的旧派”，就是以陈寅恪为精神领袖的、在哈佛留学的“学衡派”，他们也是同代人，但他们显然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注意到迭代又和分化有关，没有分化就没有迭代，哪怕是同一代人也会产生分化，而这次分化为下一次的迭代又做了一个脉络性的铺垫。

第二，你提到的情感，这里我也简单说明一下。因为80年代我做的是心态史研究，那时候读了好多心理学的书，受到李泽厚的影响。李泽厚的思想史研究叫作文化心理结构分析，意思是说中国的民族性是命定的。因为当时是继承五四传统，批判国民性，那么中国的国民性是什么呢？他用文化心理结构的概念分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我当时深受影响，也开始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

后来我又受到思想史的训练，其中有两位教授给我影响很大。一位是石元康教授，政治哲学是怎么清晰地、逻辑地表达，这位给我影响很大。第二位是张灏教授，后来（我）开始注重进行以观念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但我又觉得不满足，我在想要怎么把它们结合起来？之后我又受到德国狄尔泰的影响。德国有精神史的研究传统，他们认为民族有民族精神，个人也有个人的精神，这精神既包括理性，也包括情感，还有意志的选择，甚至还和行为模式有关。

书里我用了布迪厄的一个概念，叫作habitus，中文翻译为文化惯习。文化惯习更多地影响了知识分子，不仅是代际特征，也影响了不同分化的群体，后来形成论战。比如，鲁迅当年和现代评论派发生了一场骂战，语丝和现代评论派。两方的政治立场差别并不大，关键在于，用今天的话说，海归土鳖相互看不起（幸好我和刘擎老师还算相互欣赏的），这才引发了一场骂战。而这更多和文化惯习有关。

另外有关的，就是场域——人在不同的场域，不同的空间活动，相互之间会产生差异，甚至冲突。比如，体制内的学者未必看得起公共舆论界活动的知识分子，反之一样。我们过去过多地看重政治立场——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碰到知识分子就问，你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好像只有两个大箩筐，和垃圾分类一样，这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没有第三种选择。

事实上，从历史也好、从当下也好，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政治立场以外，还有habitus文化惯习，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比如传统的乡缘因素。它们构成了一个个山头、一个个圈层。政治立场甚至不仅不是唯一，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文化惯习——用今天的话说——文化气质，也许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力图有一些新的发现，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让子弹飞》剧照

刘擎：补充一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书中提到的那些游士侠客。我记得杨国强研究废除科举以后，出现了一些侠士游民，他们后来变成了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科举的学位，又没有留过洋，唯他们身上那种革命精神十分独特。你提到用habitus理论我也很高兴。记得吗，当年是你主持教育部一个重大课题，90年代的……

许纪霖：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重大论战研究。

刘擎：我写的那一篇文章，当时还被你表扬，文章里就用了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和惯习概念。这一部分对后来影响是很大的。侠客游士的精神和革命，特别值得研究。另外我也在书里读到，其实陈独秀比李大钊要晚一些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更学院派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更深，但他没有像陈独秀一样一下子变成革命者，这些处理体现了许老师对历史更精细的理解。以前我们只知道一个历史大脉络，但通过看《前浪后浪》可以补充和复习历史中的细节。书里很多地方写得特别生动详细，我是可以一读再读的。

03

用行动抵抗虚无

许纪霖：实际上，今天好多人是来“看急诊”的。因为（大家）既有虚无又有焦虑，既内卷又想躺平，对吧？大家是冲着这题目来的，我们还是从书里讲起。

比如说虚无，我在研究五四的时候发现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兴起，其实和抵抗虚无有关——五四这代人，和今天这代人在精神状态上像透了，为什么？因为两代人都处在一个旧的价值、旧的三观尽毁，新的三观还没建立起来的时期。

陈独秀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叫新学杀人——新学太多了，你选择哪个新学，最后头都晕了，脑子里被千军万马践踏了一遍，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的新三观。所以，五四这代人和今天一样，弥漫着一种普遍的虚无主义。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觉得自己是两边靠不着，年轻一代是觉得不知道选择哪个好而产生一种彷徨感。

但人是撑不住长久的虚无的，特别是那代人，最后总是要归结到一个可依傍的信仰。而人在虚无的时候突然受到一个巨大的刺激，让人有了行动。有了行动，就可以用行动来克服虚无。这不是中国的孤案。

事实上，对比19世纪的俄国，中国和19世纪俄国也很相像。因为同时读他们19世纪文学作品长大的，就是晚清和五四两代人。19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像赫尔岑，他们的内心也是彷徨虚无的，但他们一直思考，却不行动。而年轻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用行动克服虚无。当一个人动起来的时候，内心突然就有了一种充实感。

当然，五四爱国运动兴起的因素有许多，但最关键的一点专业股票配资网，也是我在这本书里试图发掘的——用行动克服虚无！大概今天年轻人是用爱情克服虚无，但现在，年轻人似乎也不再相信爱情了。一个亢奋以后总有退潮，继而会陷入更大的虚无。所以到第二波虚无以后，其中一些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不行，还得要寻找新的理想，于是就开始寻找小组织，接着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学会，年轻人组建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学会，慢慢从这种小团体走向大团体，最后成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发布于：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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